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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峙之后,对话之前

原创 旅游文化 作者: 时间:2020-01-14 01:23:06 898

本来以为,只有围墙之内的世界才是「非此即彼」(either-or)的世界。监狱嘛,「管」与「被管」、「职员」与「犯」之间的分隔十分强制性,就连「健康」都变成一个道德命令,不遵守就变成一种污名。身为病友和囚友的合体,如果不照顾自己的血糖,就被妖魔化成懒惰、软弱、意志薄弱、无耻地享受着每一个理智的人都应该抗拒的诱惑。

相反,时下的格言「两者皆是」(both-and)则被打入禁区,同时被禁的还有「弃权」。可以想像,四面墙之内的世界,是一个战场:人人对立的战争,不是特定的人打特定的人,而是日复一日的作战状态。那些保持战争狂热的人,倾向保持他们的火药乾燥,枪管润滑,永远放在手边,随时準备使用。

可以想像,四面墙之内的世界,是一个战场。资料图片

一旦区分了「我们」和「他们」,像是个永远擦不掉的烙印,敌对阵营之间的任何接触,即是「阿Sir」与「犯」的任何互动,目的不是减轻敌意,而是取得情报,以证明减轻敌意是件愚不可及的事。为免打草惊蛇和惹祸上身,在优越 Vs 低劣的循环中,「阿sir」与「犯」之间不是言不及义,就是无聊打盹,彼此其实视而不见,听而不闻。

如果在监狱生活的人还有愿望的话,它会是:「花更多时间跟和我们想法相同的人在一起,花更少时间跟和我们想法不同的人在一起。」只有熟悉感能够安慰和镇定我们,或不如说,使我们与需要安慰和镇定的情境保持安全距离,再用自己的「舒适圈」、「迴音谷」的栅栏筑构迷你宇宙。在里面可以热切地操纵自己,而唯一看到的影像是跟你一模一样的倒影。

势估不到如此的「彼此不注视」(mutual inattention),在墙内延伸至墙外,由一个小监狱去到一个香港大监狱。在后送中时期,创造或破坏人际关係,将他人纳入世界或排除在外,总之是划分「我们」和「他们」之间的界线,变成瞬间的事。只要一根指头的几个动作,在任何时间和地方,「宣洩力量于他人」的念头都可以做到。正如所有被魍魉团团包围的年代,我们感受到的一切不满、不确定和迷惘,都可以怪罪于「他们」。他们是谁?顾名思义,就是那些「非我族类」——只因为跟我们不同,就被当作敌人或异乡人……如果敌人和异乡人不存在,则有必要由我们自己创造出来。

说好的「真理愈辩愈明」呢?在「后送中」的情境不同,辩论的目的不是取得共识,而是显示对手无药可救和装聋扮哑,甚至沉溺于恶意预谋。判定对方居心不良,是为了要反照自己忠厚老实。而聆听对方则是最最最不可取的做法。轻则会背叛「我们」的身份,削弱「我们」的决心,重则会侵蚀「我们」的世界。

正因为今天比其他任何时候更处于非此即彼的形势,要幺作为有效对话的伙伴,要幺面对我城的寿终正寝。资料图片

意大利籍的符号学家艾可在1991年论文集的一篇文章中,描述过一个很隐性的权力现象:「有权力的人不必接每一个打通的电话,他总是如俗推说的在开会,故此任何人炫耀一支行动电话作为权力的象徵,反而是向所有人宣布他绝望的下层地位。在这个位置上,万一CEO来电,他必须站正听命,即使正在造爱……他招摇地使用他的行动电话这件事,只证明他不懂这个道理,确认他被社会放逐,求助无门。」如今,更波谲云诡的是,本来专横跋扈的CEO变得气急败坏,不惜挥动乾瘪的残躯来打电话、接电话,说很想很想跟年青人、社会大众、不同持份者在没有前设下同行、沟通。究竟她想沟通些甚幺?究竟有甚幺诉求是连侬墙没有注明的?既然已经write it on the wall,闭门再讲又有甚幺分别?除非在她的盘算中,沟通即是做deal——每个人都有个价,问题只是出手到不到价。

教宗方济各(Pope Francis)是相信「对话的能力」的人。在2016年5月6日荣获欧洲查理曼奖(Charlemagne Prize)的得奖感言中,他说:「如果有一个词我们应该百说不厌,那就是对话。我们被召唤运用一切可能手段去推广对话的文化,藉此重建社会结构。对话文化需要真正的学徒制和纪律,使我们能够视他人为有效对话伙伴,能尊重外国人、移民和来自不同文化的人,为聆听的对象。今天我们迫切需要全体社会成员参与建设「一个特别重视对话做为相遇形式的文化」,及创造「一个建立共识和协议的方法,同时追求公平正义,积极反应和包容的社会之目标。」这篇演说是讲给「每个人」听的,因为我们每个人都需要「参与规划和建造」的能力为我们这个伤痕累累的世界疗伤和止痛。而所谓的对话文化,是要将晦涩的高阶政治(high politics)拉下来,降至平民百姓相遇和交谈的街道、工场、办公室、学校和公共空间。

正因为今天比其他任何时候更处于非此即彼的形势,要幺作为有效对话的伙伴,要幺面对我城的寿终正寝,To be or not to be, that is a question。